宽信用下

　　由于中外疫情控制效果差异，疫情对经济、社会的影响在中外间存在很多差异。中国自三季度后已基本步入了后疫情时代，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已完全处于可控状态，经济进入全面复苏，社会生活恢复正常。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，在货币领域的表现，自然会在货币、信贷增长的组合结构上表现出来：受货币政策临时性宽松边际后撤的影响，信贷增长稳中趋落，但市场经营主体活跃度的提高，使得金融机构同样信用创造带来的货币创造效应上升，使得两者间的差距缩小。

　　2014年以来，中国经济开始进入“底部徘徊”阶段，信用创造的货币增长效应下降，货币增速持续低于信贷增速；伴随经济低迷程度的上升，两者间的差距也在扩大，2017年下半年后最为明显，2016-2019年间，信贷增长超越货币增长的间距分别为2.2、4.6、5.4、4.6。2020年二季度后，中国经济强劲反弹，信贷增速和货币增速间的差距迅速缩小，2020年上半年（6月份为2.1），随后企稳在2.1-2.6之间运行，11月份差距为2.1。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回暖的态势没有改变，因此预期两者的差距仍会缩小，2021年两者间将会处于胶着状态，但是否会形成稳定的“宽货币、紧信贷”组合，还有待后续经济和政策运行的变化。

　　在现代金融体系下，宽信用有两层含义，一是指信贷增速超越货币增速，二是指社融增速超过信贷增速。第一层含义下的“宽信用”，通常体现经济运行状态；第二种含义则更多地体现了当下意义上的“宽信用”，即资本市场功能增强带来的金融发展和流动性宽松。随着经济进入后疫情时代，中国货币环境将重新回归中性，从而将带来“紧货币、宽信用”的完美组合状态。因为通过发挥资本市场功能，提高货币积极性；就意味着，未来货币积极性提高，有赖于货币中性下“宽信用”的发展。货币存量过分充裕的状态，使得随着结构性货币政策效力的逐渐发挥，资本市场在实体经济中的融资作用进一步增强，使得中国流动性环境得以实现“紧货币”的同时，“宽信用”得到发展。在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的导向下，经济的疫情后强劲反弹，信贷增长的放缓的同时，社融就继续保持了增长回升的态势，就带来了“宽信用”局面的来临。2020年8月，社融增长开始超越信贷增长，11月份货币增长在信贷增长平稳下的回升，实际上就是宽信用发展的进一步印证。

　　实际上，自2020年初货币的临时性放松以来，中国“宽信用”的回升趋势就得到了加速。2020年8月份，中国社融增长结束延续2年多（自2018年4月起）的同比增长持续低于信贷增长状态，超越信贷增长，9月这一趋势进一步扩大，信贷余额同比增长受货币政策影响保持平稳的同时，社融增长持续回升态势并没有收到政策临时性放松政策回撤的影响，表明中国“宽信用”发展已然来临，说明中国结构性政策改善流动性结构的效力正在呈现，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将得到延续。

　　从货币层次结构看，2020年以来狭义货币增速（M1）持续回升，虽然截至目前M1增速仍低于M2增速，但两者间差距已迅速缩小。剔除2020年1月份的异常值，M1低于M2的增速差，已由年初2月份的4.6缩小到11月份的0.7；2018年以来，M1增速低于M2增速的程度在持续扩大，最终稳定在4.0-6.0之间，并贯穿2019年全年。2020年下半年后，M1和M2间增长差距开始缩小，表明货币整体平稳中货币层次结构开始发生变化。

　　从货币层次结构的变化进程看，结合经济层面变化，货币层次结构改变的变化趋势，逐渐呈现了“货币金叉”状态——M1从下方上穿M2。2020年以来货币增长最大的变化，不在于M2增长跟随因疫情改变政策的变化的，而在于货币层次结构的改变：M2保持相对平稳的同时M1出现了了快速回升的态势。M1超越M2的增长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“货币金叉”现象。当经济周期走出底部，处于上升阶段时，企业经营活力上升，货币活性增加，故而M1会快于M2上升，在统计上就会表现为M1上穿M2的“货币金叉”现象。显然，疫情虽然延后了中国经济走出“底部徘徊”阶段的时间，但疫情后经济迅速复苏，使得经济持续回暖态势逐渐成形，使得M1持续超越M2增长，不仅是一种短期现象，而且成了一种趋势性特征。

　　未来金融机构中性政策基调回归下，信用创造速度将放缓。由于“宽信用”的发展，相同信用创造带来的货币增加效应提升，故货币增长仍将维持平稳。